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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329 日本大地震时没有刊出的采访内容  

今天距离3月11日发生的日本大地震已经过去了208天,昨天看到王自法的博客上关于片山恒雄对日本大地震感想的翻译,很开心。王自法和片山恒雄(Tsuneo Katayama)都曾是我的采访对象,那是2008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地震工程大会上,当时王自法还是地震局工程力学所的所长,他现在已不在这个职位了,片山恒雄则是国际地震工程协会主席,此前还曾担任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日本国立防灾技术研究所所长、日本地震预测委员会主席,是世界地震工程界最有影响的科学家之一,我当时的采访内容主要是针对地震预警系统。

 
日本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我抵达日本宫城县(Sendai),之后辗转新泻县(Niigata)和东京,与后方的同事们完成了报道《 日本浩劫沉思》,这篇报道有很多不足和遗憾,没有采访到片山恒雄正是其中之一,即便我在日本疲惫穿梭的时候,也会想,片山恒雄究竟怎样看这次地震,怎样评价这个国家对这次大地震的准备。
 
2008年10月的那次会面,让我对他本人以及日本的地震预警系统印象深刻。他当时已70多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世界地震工程大会每四年召开一次,那次是第一次在中国召开,被称为“地震工程界的奥林匹克大赛”,会议上不但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地震工程领域的学者,也吸引了很多公司加入,他则是这样一个重要会议的主席。
 
我的采访申请是在会议现场向主办方提出的,当时我连介绍信都没有,穿着也十分随便,正红色的连帽外套、帽子上有两个猫耳朵,那件外套不但blingbling而且还有很多猫脸图案(注:是一个叫a02的牌子,一般为中学生们所爱)。他在十分忙碌的会议现场接待了我,耐心地回答了我的每个问题,为了能够让我听清他的英语,他说得很慢,确保我能赶上他的语速记下每一个单词。采访过程中,他还回忆了唐山大地震的情景,他曾在震后到达唐山,在得知我就是唐山人后,他像老爷爷那样拍了拍我的头,眼睛眯得很弯很弯。
 
地震工程科学本身是一个交叉学科,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地震预警和建筑抗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对人类认识地震本身并成功躲避这种灾难的到来,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地震工程界的泰斗级人物,片山恒雄关于日本大地震的随想,在当时或者现在都值得推荐。详见《 片山教授的震后杂感》(注:一共写了九个部分,王自法老师翻译成七个部分,连续发表在他的博客里)
 
下面是两段3·11日本大地震时,我在东京所做的两个采访,一个采访是3月22日对高山幸夫(YUKIO TAKAYAMA)的采访内容,一个是和成山英己(Hidemi SHIROYAMA)聊天的内容。
 
高山幸夫是东京消防厅消防救助机动部队的总括队长、消防司令,还记得那些冲到福岛核电站的消防员么,他就是当时在现场负责那次喷水任务的指挥官,多亏了我在东京的翻译莫萌(注:他是一位在日本呆了十年的摄影师,他的网站是: http://www.moka-st.com/)的帮忙,约到了他的采访,但由于某些原因,采访内容并没有被用到最终的稿件里,也没有能够发表出来。发到这里,希望能给感兴趣的同学以帮助。
 
东京消防厅第一批派过去的队员人数是139人,我所在的消防救助机动部队是32人,我们收到命令是18日的凌晨零点50分,接到命令后就迅速赶到岩手消防本厅,那时是早上7点35分,那里有一个基地。
 
我们一部分人在海边,一部分人在三号机的前面,用特殊消防车来喷水,要把这些运作起来(包括汲水、运水的管子以及喷水装置的调控),把喷水抬起很高,对准需要注水的地方。这是我们当时作的事情。
 
此前我们没有接受过任何核辐射的训练,不过作业是类似的,就是注水这些和平时的高楼救火比较相似,运水情况有所不同。这次最大的不同还是内心恐惧,为了保证每个队员所接受的核辐射不超过规定的标准,必须在警报响之前完成任务并撤退。我们的衣服上有监测的装置,超出规定剂量的辐射就会发出警报。
 
还有一个不同是,平常我们身上的装备是救火作用的,这次是防核辐射的装备,所以队员要去适应调整习惯。不过这次主要还是核辐射所带来不确定风险的恐惧,与平常的火灾等不同。
 
恐惧的心理,每个人都有,即便是身为消防司令的我也是如此。但是,这次下达的命令很重要,无论怎样都要有人去做,当找到我们时,我们必须去做。在工作过程中,这种恐惧随着工作的事情而逐渐淡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完成。身后有这么多的国民在等待我们回去,这种想法成为我们内心强大的支柱。
 
出发的命令是突然间下达的,有的队员是从家中出发,有的可能在值勤,我因为一直在消防厅值班所以是从单位出发的,作为队长,我之前想到可能会需要我们来完成这份工作。
 
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人距离三号反应堆的外墙最近只有两米,开这个车过去的队员在接到命令后没有迟疑,说我去,已经做好了可能身体被核辐射 甚至反应堆爆炸 的准备,其他人的工作是把管子一段一段给接上,这样可以从海里调水过来,而他的工作是开车过去,把水管升上去。车到反应堆的距离是50米,到外墙的距离是两米,但即便是外墙,也在发射着很高的辐射。
 
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也知道很危险。我们训练有素的,所以经过很短的时间,那位队员就完成了任务。现在这名队员和其他人都没有任何不适。无论是最前线的还是其他人,所以东京消防厅派出去的队员都没有任何身体不适。这得益于平时的训练有素,和衣服上监测设施、防护服。
 
我刚好是在工作之中接到命令,所以没有做什么道别就出发了,与家里也没有很详细的说,但是在这之前,我就已经和家里面说过,不要总出去,家里换气的地方也被关掉,防止与外面的污染空气进行接触,所以无论是家人还是我自己都很担心这个事情。我们从新闻也了解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抢盐,以及法国救援队和法国人撤离的消息,所以也知道这次灾难是日本所面对的巨大灾难。但是当工作要求我去的时候,我给妻子发了短信,说我先去了,马上回来,家里面回短信说,等你回来。
 
作为父亲、丈夫我有我的责任,但是同时也是一名消防官。
 
我已经作了很长时间的消防队员,之前每次当我们完成任务时,都会获得人们的感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自我的肯定,但这次是很重大的事件,虽然不能说全国的国民但说句老实话,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次任务,我们完成这项任务,能够给国民带来一些光明、积极的想法,那么就和救人是一样的。
 
这次的事情是一个国家级别的灾难,不光是消防厅,包括自卫队、警察还有其他地方的消防部门和机构,组成一个队伍来应对这次灾难,我们是负责注水这个比较前方的工作,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大的任务,但是相对于全国的队伍来说,其实只是一个环节。除了前方的任务外,后方本部有一帮不吃不睡的同事给我们不停的传递情报,在后面支援我们,正是由于各部队之间的配合以及情报的及时传达,所以我们能够很好的完成这项任务。
 
那个注水的车,平时我们也是在用的,例如高楼的灭火就是由这种车来完成,包括这次千叶县地震导致的石油失火也是这种车来完成。还有化学机动部队(后方再核实,是另一个部门)派出的防化车,这部车是在化学工厂发生事故时派出的车,这个车的外壳非常厚,能够阻挡核辐射,外面的变化能够通过探头及时反馈到车里面的仪器上。
 
问:为什么直到18日才派出你们?
答:就是嘛,12日就已经派出了2000名队员进行一般的消防任务,我们是18日在政府已经觉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派出的,要求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18日才被派过去,实际上,我们是在等命令。
 
另一段采访是对日本时事通讯社记者成山英己(Hidemi SHIROYAMA)的采访,他曾在北京担任驻地记者多年,那时还赶上了非典,在东京约他,更多是想听他说一说作为一个老记者,怎么看日本在这次灾难中的表现及日本未来会怎样,实际上,他和我说了不止这些。
 
这次的事件是二战后日本国内最大的事件,四万多人成为遇难人员或者灾民(3月22日的消息12:51 日本警方:截至格林威治时间0300,地震和海啸已造成9,079人死亡,12,645人失踪。)
 
日本二战之后经历过两场大的灾难,一个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另一个则是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事件,也发生在1995年。大家都很恐怖,甚至在类似于新宿这样繁华的地方都会担心再次发生毒气事件。
 
现在,作为经历过1995年那两场灾难的日本人,我的感受与当时很相像──对于现状和前景的恐怖都是一样的,而现在的情况则更加困难、复杂。
 
2009年开始,日本的经济情况变得不好、GDP被中国赶超、政党的频繁轮换,很多因素的叠加,让日本人不相信、不清楚日本未来的方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发生了这次地震。
 
不过,这次地震也有大家想不到的事情。我没有预料到大家那么互助、团结,这些都体现在灾区、避难所以及社会的很多方面,我以前觉得日本人变得越来越自私,只知道考虑自己,但实际情况还不是如此。大地震后,死伤人数巨大,这样的伤亡以及随之带来的重建、修复、心理的恢复、残破家庭的安抚,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觉得这次地震是一次机会,把日本逼到了一个角落,没有其他途径,必须改变,因此,这次地震也是一次机会和契机。(注:3月21日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Tetsuro Fukuyama(他现在已是日本外务省副大臣 )也说出了同样的话。今天采访高山幸夫的时候,他这样说:以往,日本民众都生活在和平的假象下,这次需要一些改变。看来对目前现状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的要求,从政府高官到民众,都有此共识。)
 
核电站的事情,影响了东京的生活。这是你第一次来新宿,而我已在东京求学、居住22年,在这22年中,新宿、惠比寿每天都很繁华,霓虹灯耀目、行人如织。如今,这些地方的霓虹灯只有很少一部分会打开,很多店铺在六点就打烊,年轻人和游客少了很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6点半时,我与你们相见的地方,是以前经常路过的场所,那里已冷清得像深夜1、2点。你们或许觉得这只是街景之一,对我来说则是一片凄凉,不再是我认识熟悉的东京。
 
而这次日本政府所做出的反应也多少让人失望。很多民众不相信日本政府发出的消息,大家都在问,你发出的消息有没有根据,为什么会是你说的那样,大家在怀疑政府。
 
据我所知,日本媒体极少有被允许去灾区采访,民众被迫相信政府与东京电力发布的消息。就在大家都有疑问的时候,美国大使馆发布了自己的看法,不是20、30公里,而是80公里的撤离范围;英国也是与日本政府不同的看法,并且认为东京的居民都应退避;法国则派了直升飞机来接走法国人。
 
我们觉得很混乱,不知道哪个信息应该相信。毕竟,美国政府有更先进的科技。我的妻子和孩子已经退到关西避难,我刚从那里回来,当地没有多大变化,没有停电、人们的生活如旧(注:采访任务完成之后,我跑去京都旅游,那里的生活也没有任何变化,赏樱花喝清酒看寺庙,一如既往),只不过电视里面放的是灾难的消息。
 
2003年,北京发生过非典,那时你们的感觉是没有希望,不知道以怎样的方式走出去,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度过难关,如今,我们也是这样。
 
这次来自北京的中国记者听说报道都比较困难,因为没有翻译。不过有两个记者在地震时就在东京,一个是中国新闻周刊的刘彦,当时正好和我、蒲志强被困在电车上10小时,一起经历了地震和随后的影响,一个是南都的左志英,她来日本作被化学物品污染导致居民患上乙肝的报道。
 
未来怎么办,日本本土可以利用的能源非常少,为了环境,我们不能建设大坝,也没有石油,政府提出每家都安装太阳能,那套设备要200万日元,可行性并不高。没有核电,日本的能源靠什么。之前,尽管国民一直在反对建核电,但国家则越来越依靠核电。
 
我觉得,现在东京的停电现象,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由于能源的问题,日本会成为一个经常停电的国家。未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或许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这次政府救灾物资短缺的事情,表面上看来是政府工作不利,但这只是现象,并不是原因,背后的因素很复杂,除了道路的修复需要时间、物资的储备不足,人员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调配到需要救援的区域,而且,自卫队的人数是被限制的,这是二战后的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规定。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当其他国家美国等最初提出向日本捐助物资时,日本没有接受也没有拒绝,而是犹豫不决,没有人知道菅直人在想什么。(我们的见面地点是一家地下小酒馆,地方很小,有榻榻米也只能坐下不到十个人,成山一边喝着清酒一边慢慢说,感觉他多少有些萎靡,好像上岁数的家长在谈论不争气的孩子那样。)
 
现在在回过头去想这次地震,记得在日本时,有人说过这次地震是2012的小型预演,你看到了地震、海啸与核辐射,但幸运的是发生在日本,一个已经为对抗地震作了几十年努力的国家,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则不堪想象。
 
最后引述片山恒雄的话来结尾,无论是决策者还是研究人员,都应该对地震这种潜在的灾难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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