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省濮阳市采访回来之后，一直想写一些感想，关于我采访的感受、关于那些人和很多很多。当时因为文章还没有发表，考虑到版权问题，只有等一篇稿子出来之后才能写个（上）。

今天早上打开《财经网》，看到了我写的《三聚氰胺溯源》被选为假日版头条，还是很兴奋的。现在在博客里说说我的第一次暗访。由于对采访人的保护，大多数采访人的名字和单位不便说明，请理解。

9月17日，第十届中国科协年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分为38个分会场，在17日长达一天的开幕式结束之后，分会场的活动就开始了，有的分会场是两天，有的是一天。分会场由中国科协旗下的各分会承办，有的分会还拉了当地的学校、机构作承办方。

整体来说，科协年会要比两院院士大会要好很多，专家更愿意交流，而且对媒体是完全开放的态度，这点在院士大会尤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是看不到的。

在参加科协年会前，我本来是想参加第22分会场的会议：纳米毒理学与生物安全性评价国际研讨会，但那时候三鹿毒奶粉事件已经扩大到中国乳业的整体问题，所以，临时换了旅馆（38个分会场分布在郑州市各个地方），参加了第25分会场的会议：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研讨会。

专家们对毒奶粉很谨慎，有一些专家（有官衔的）不愿意正面接受采访，有一些专家则很坦诚地说了一些看法，有一些专家则强调，媒体应该以此为契机，报道一些更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

其中有一位专家透露，他的同事曾经在三鹿毒奶粉事件后说，问题出在饲料。由于当时这位专家正在别处旅游，不方便采访也不方便回邮件，而河南省濮阳市恰好是中国生产三聚氰胺的最大产地，也是世界生产三聚氰胺的第三大产地。从另一位专家那里，也得到了关于饲料添加三聚氰胺的可能，但并不确定。所以，18日在开完食品安全的会议之后，19日，我赶赴濮阳。

去濮阳调查三聚氰胺，是在我出发前就定下来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具体到饲料。在到濮阳采访之前，我对这个城市所知甚少，在我的脑海中，它更可能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城市。由于毒奶粉事件的影响，当地一些化工业人士很可能并不愿意接受采访，所以，最有效的采访是暗访+采访最直接、最想倾诉的受害者。

这是我第一次做暗访，编辑并没有教我怎样暗访，只是说“再次强调，注意安全，尤其在外地”。《财经》的风格大概一向如此，编辑都是老记者，很多都经过国外专业媒体的训练，他们希望让年轻的记者自己去经历：正确或者挫折，但他们自己去感受来提高。我的编辑如此，其他人的编辑也如此。

还好，我还可以从其他地方学到如何暗访，例如《越狱》。暗访与越狱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以《越狱》第三季的第4集为例，Scofield要假扮警察接近芯片，我要扮演另一种职业接近采访人；Scofield们要迅速熟悉陌生的地方以便能在必要的时间迅速逃跑，我也是。幸运的是，后面这一点，我还没有机会尝试。

接触1号采访人之后，和他聊了很多很多，最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亮明了身份，对方很坦诚地和我说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事实但却和我们原先预想的有很大区别。

然后开始暗访2号采访人，在暗访过程中被对方识破，不得不拿出记者证护身。对方知道后倒愿意说一些事情。

那天是9月20日，我走进一个养了30头牛的牛圈中，出来之后，鞋和衣服上满是牛粪味。

1号采访人和2号采访人为我的这篇稿子提供了很多有效信息，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这篇稿子，没有他们，很多媒体和老百姓就还会觉得向奶中加入三聚氰胺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尽管事实却非如此。

在毒奶粉事件之后，我们听到的官方说法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三鹿集团品牌管理部部长苏长生对《财经》记者说，三鹿奶粉中存在三聚氰胺，是由于不法奶农向鲜牛奶中掺入了三聚氰胺。集团否认添加三聚氰胺是在生产环节发生。 这个说法现在看来显然过于草率而存在很多疑点。

除了两位采访人之外，还和奶农、饲料门市店的人、化工原料门市店的人、卖食品添加剂的人都聊了一些。

总体来说，这篇报道还有一些漏洞和环节没有解开，但是我们只有一周的采访时间，我们的权利有限。

通过这次去濮阳采访，我对河南的印象要好很多，回来之后，我甚至对朋友说，河南农村人的素质不在北京白领之下。两位采访人、出租车司机刘姐，这些人都很好，在我离开河南的时候，一位采访人送了一大箱子红枣给我（当地特产）、另一位则要为我饯行（因为另一个调查去消了）。

在这里要感谢我的老师、编辑王以超，王一直在后方指导我的采访并对初稿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还有我的同事李虎军和孙昊牧。

《三聚氰胺溯源》原文